三十八年來《歷史與思想》不斷重印，

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

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2006年克魯格獎（Kluge Prize）得主

從1970年到1976年余英時教授先後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等文，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一書中，此後年年再刷，影響深遠。

【新版】《歷史與思想》特別收入余英時教授為讀者撰寫的〈新版序〉

《歷史與思想》共收錄17篇文章，主要論題有：

1. 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2. 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3. 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4. 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紅學考證運動得失

5. 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6.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

新版序

自序

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一九七五）

「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一九七六）

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一九七六）

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一九七○）

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一九七五）

略論清代儒學的新動向──《論戴震與章學誠》自序（一九七五）

章實齋與柯靈烏的歷史思想──中西歷史哲學的一點比較（一九五七）

一個人文主義的歷史觀──介紹柯靈烏的歷史哲學（一九五六）

史學、史家與時代──新亞書院研究所、新亞書院文學院聯合舉辦中國文化講座第二講紀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日）（一九七三）

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在新亞書院「中國文化學會」的講演（一九七三）

西方古典時代之人文思想（一九六○）

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一九五九）

工業文明之精神基礎（一九五八）

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九七四）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香港中文大學十週年校慶講座（一九七三）

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和思想問題（一九七四）

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九五八）

新版序

《歷史與思想》面世已整整三十八年。這是我在台灣刊行的第一部論文集，而我和聯經的文字因緣也從此書開始。這是我個人出版史上一件最值得珍惜的大事。現在本書重排新版，我願意借機對這段往事略作回顧，以為紀念。

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關於本書第一篇論文：〈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這篇長文是應香港《明報月刊》的特約而撰寫的，當時尚未刊出。但我將原稿副本與其他已刊論文一併收入《歷史與思想》中，直接寄給聯經發行人劉國瑞先生。不料國瑞先生對此稿特加賞識，竟提前送交《聯合報．副刊》刊布，連載了很多天。更意外的是此文無意中觸動了台灣學術和文化界的政治神經，因而引起相當廣泛而持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在當時充滿著反諷的意味，因為最初我寫此文，完全針對著大陸的「文革」而發。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文革」的政治勢力雖然在意識型態和組織方式上取法於現代西方的極權系統，但是在實際政治操作上則繼承了許多傳統君權的負面作風，而集中表現在對於知識人的敵視和迫害以及對理性與知識的輕鄙上面。題目中特標「反智論」，我的立論所指是相當明顯的。在撰寫過程中，我完全沒有聯想到台灣的政治狀態。也許是因為當時台灣的思想與言論自由也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這才引起不少讀者對於這篇文字的共鳴。就我個人而言，這真是一個絕對意想不到的後果。

反響當然不可能一面倒，反對和批評同樣大有人在，而且筆下也充滿著激情。但是使我最感遺憾的則是此文竟給先師錢先生（賓四）帶來了困擾。〈反智論〉在《聯合報．副刊》上刊出不久，台北的同門友人便先後來信告訴我，錢先生認為我仍然盲從梁啟超以來的流行說法，以「帝王專制」四字來抹殺中國的政治傳統，持論過於偏激。我聽到這些轉述的批評之後，心中極為不安。細閱原稿，也發現其中確有立言欠妥，足以引起誤讀的地方。因此我立刻進行了兩個系列的補過工作：第一是修改舊稿，第二是增寫新篇。我手頭已沒有初登在報上的舊文本，不能與書中的改本互校。不過我仍清楚地記得：全文結尾處我作了一個基本的變更。舊本引譚嗣同《仁學》中的話：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

愿，惟鄉愿工媚大盜。

這樣斬釘截鐵的否定論斷雖然讀起來十分動人有力，但究竟經不起歷史分析。因此我改用朱熹〈答陳同甫〉中語以代之並引申其言曰：

二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

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

為了進一步澄清〈反智論〉的旨趣，我則在一九七六年先後補寫了〈「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和〈唐、宋、明三帝老子注中之治術發微〉。當時我還在哈佛任教，所以這兩篇文字都曾得益於先師楊聯陞教授的商榷。

錢先生是否曾寓目我的補過之作，不得而知。但他還是親自寫了一篇近萬言的〈皇帝與士人〉刊載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日和十一日的《聯合報》上，對我的原文進行了不指名的駁斥。最後我必須說明，先師此舉完全是就學論學，對於我